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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下午，“思勉班”学术班主任孟钟捷教授在人文楼5303室作“昙花一现的民主——魏玛共和国（1918-1933）”主题讲座，全体“思勉班”学生和硕博士60余人参与活动。

魏玛共和国一般可分为早期（1918—1923年）、中期（1924—1929年）和末期（1930—1933年），曾被视为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如今也是西方世界政治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隐喻。1918年，基尔水兵起义引发的“十一月革命”催生了魏玛共和国。建立初期一度成立了排除资产阶级代表与右翼分子的人民代表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机构，但旋即因政治分歧开始激烈的内部斗争，使得右翼势力利用这一时机重整旗鼓。因此，在第一次国会大选中，左翼政党获得席位占比不足一半，社会民主党不得不与德意志民主党以及中央党组成“魏玛大联盟”共同执政，并于1919年2月的第一次国民议会上通过了《魏玛宪法》。

回顾当时德国的历史状况，苛刻的《凡尔赛和约》被德国人视为耻辱，“背后一刀”这一足以动摇魏玛共和国政治合法性的谣言也被军方视作为战争失利开脱的理由而被大肆传播。而《魏玛宪法》中蕴含着多重矛盾，一方面宪法所确定的共和原则与国名中“Reich”这一概念在德意志民族记忆中与帝国的联系自相矛盾，而在在制度层面，总统与国会的权力来源不同所制造的二元体制问题，宪法第四十八条中对总统解散国会的赋权与比例代表制带来的小党林立局面也为后期纳粹的崛起埋下伏笔。进一步来看，《魏玛宪法》承诺的大量民事权利与公民福利在战败后困顿的经济情况下事实上难以实施。这一系列问题成为日后持续政治危机的主要根源。

在总理施特雷泽曼的努力下，魏玛共和国在外交上取得的一系列成功，在与苏联和传统西方国家的外交中左右逢源，不仅与苏联签订《拉巴洛条约》，又于1926年重返国际联盟，更凭借美国提出的《道威斯计划》与《杨格计划》得到了来自英美的贷款，重新确定了赔款的金额与赔偿方式。这一时期呈现出显著的文化多元，其典型代表有哲学上的法兰克福学派、文学上的表现主义、建筑上的包豪斯风格与音乐上的非调性音乐等等。但与外交与文化上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内政上的困顿。1923—1929年间，内阁倒台频繁，政治极端化、碎片化与社会“右转”倾向的问题日益加剧。

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受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影响，失业人数陡增，而国会中政府、企业家与工人代表在谁应当承担失业保险金增加的负担的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内阁再次倒台。时任总理的施莱歇尔一度寄希望于建立横向联合阵线，通过塑造民族共同体观念来联合政坛中的极左与极右政党。但其政敌巴本联合时任总统兴登堡之子奥斯卡·兴登堡推荐了来自纳粹党的希特勒担任总理，最终为纳粹党夺取最高权力、颠覆共和体制铺平了道路。

在关于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为何失败的问题上，孟钟捷梳理了学界传统上总结的主要原因：德意志专制传统的影响，魏玛民主的生不逢时，德国民主制度的敌人过于强大且姿态一致，以及民主认同疲弱与政治理想化的问题等。并在此基础上以韦茨的《希望与悲剧》与科林·斯托尔撰写的魏玛共和国史为例，说明了对魏玛共和国进行辩证思考，从而发掘其正面遗产的研究新趋向。

讲座最后，与会师生就魏玛体制、东德学者相关研究、魏玛末期政治界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军队与政府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本讲座有助于学生认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历史、特征及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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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雷子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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